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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国西藏西部地区的佛像雕塑艺术
- 发布日期:2018-04-18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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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对于许多汉族群体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失意、不开心的状态下都会去那里徒步、骑行、自驾游，以图放飞自我，放松心情，可见西藏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太不一样了。在宗教佛教界中，佛像雕塑也与汉族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
西藏西部范围大致相当今阿里地区，古文献称“羊同”或“娑播慈”。其地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西与克什米尔毗邻，北部连接新疆及中亚各地。公元2世纪到7世纪为古代象雄部落重要发展地及原始苯教发祥地，7世纪后为吐蕃所属赞普朗达玛，佛教大致也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至9世纪中叶随着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而致使整个王朝分裂，战争迫使皇室余脉向西部山区逃避，随之也拉开古格王朝700年的历史帷幕。
自10世纪中叶古格王朝建立起，佛教开始在此地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古格早期佛教发展史在整个藏传佛教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史称“后弘期上路弘法”。700年间古格发展跌宕起伏，西藏佛教发展也相应随之波动，其重要发展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一为10世纪至12世纪，一为15世纪至17世纪30年代古格灭亡，这两个时期相对国力较强，战争略少，直至1632年古格因宗教引起战乱而致灭亡，致使佛教几无空间在此发展，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物转星移，古格灭亡后的370余年的藏西大地今天遗迹零落，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中外多位学者对古格进行多次考古，古格佛教发展及艺术逐渐清晰起来。因其远离其他藏区，周边自古与诸多佛教大国相邻近，其佛教艺术自然起始就深受毗邻外域影响，迥异于其他藏区艺术，形成独特的藏西风格。
藏西风格的佛像艺术遗存包括洞窟壁画、雕塑、唐卡等多种宗教艺术形式。其中各类雕塑艺术品由于易于保存及流传，往往使国内外公私博物馆将其作为重要收藏品来收藏，颇具影响力。目前所能看到藏西风格的佛像雕塑品除国外博物馆藏品之外，还有近些年陆续被国内文物考古部门所发现的传世品及出土文物，从实物及汇聚的资料图片来分析，其艺术风格及特征较为统一和一致。在诸多地域性造像风格艺术中颇具特色，可作现象课题深入研讨。
在古格建国前的10世纪中叶之前佛教已然随贸易及文化交流逐渐渗入藏西高原山区。知名的大唐高僧慧超和尚在8世纪初由天竺返回中原路途中曾经过这一地区，并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当地已然有佛寺及佛塔。在发现的传世品中偶能见到古格王朝建立之前的佛造像（包括擦擦造像）当属这一时期。这一时期造像雕塑特征与同时期相邻域外造像风格完全一致，极有可能就是由外域流传入古格地区（早期擦擦则以印模传入并被当地制作）。这些作品又分明显示出它们分别来自不同外域，如东印度波罗、斯瓦特、克什米尔等同时代国家，这些外域佛教造像艺术都是由佛造像发源地犍陀罗及马吐腊造像艺术演变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传统艺术遗风的同时各具面貌特征。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在发展过程中又相互影响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至10世纪中叶古格建立之初，随着当地佛教迅猛发展，从域外零散传入的佛造像已不能满足于古格开始兴建的大小佛寺，加之藏西产黄铜、黄金，于是兴起古格造像业。古文献曾记载当时宗教领袖益希沃和仁钦桑布曾多次迎请外域艺僧来古格教授技艺，仅仁钦桑布在一次从克什米尔学成归国时就带回32位克什米尔籍艺术家，使古格早期佛教艺术深受克什米尔影响。今天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的鲁巴村即当年古格重要造像基地，当时古格佛教复兴大师仁钦桑布即出生在附近。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在《西藏考古》中发表了鲁巴村一寺庙里一尊造像图片，并认定那是12世纪“出自一度居住在那里的一位工匠之手”的作品。
藏西风格造像在其早期相当短的时段顺应当时佛教高度发展热潮，使初期的模仿阶段很快进入吸收消化时期。这一时期有一重要背景就是古格已然步入密教金刚乘盛行期，教义主张语密、身密、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是佛，所以佛造像在修法中意义极其重要，古格造像业在此背景下繁盛并在外籍艺术家的协作下造像工艺迅猛提高，在保持域外造像遗风的同时溶入了本土审美观，藏西风格造像发展高峰应时而生。
这个时期造像特征使藏西风格愈加明显，主要表现为身型舒展，比例合理，身材匀称，面部及手脚富于写实。衣纹、饰物精美玲珑，彰显华贵。铜质多为藏西当地产黄铜，质地细腻莹润。胎体较薄，多为一次铸就，一般不鎏金。其镶嵌工艺美轮美奂，常常以白银嵌白毫，眼珠，红铜嵌嘴唇、珠链及衣带，嵌缝往往不露痕迹，故得以“古格银眼”美名闻名于世。如阿里文物单位所藏两尊型质较大造像。
藏西造像艺术高峰维持了200余年，为后世留下诸多传世作品。之后的古格佛教发展一度停顿，原因不祥，文献极少记载，其造像业随之陷入低谷。直到14世纪后，佛教发展重新复苏，古格造像业再度崛起，但其造像艺术开始缓慢走向陈式，并明显趋近藏中风格。在制作工艺上仍保持传统藏西风格特点。整体而言这段时期的藏西作品仍不断透露出其早期高峰时的风范，如身型修长，相貌典雅，裸身饰物，肩搭飘帛，头、身光的多种组合等，只是形象开始显出板直、娇饰、着重外在华美，渐失自然。风格特征以维持已有的自身特点与藏中地区风格相融合，同时不时透露出已然受中原汉地造像影响，如图八、图九。这个时期作品遗留数量较多，并且在工艺制作上保持极高水准，也反映出当时佛教再度复兴带给晚期造像业的持续热潮，这股热潮延续到1632年那场导致古格灭亡的战争，藏西造像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当年的古格造像基地鲁巴村如今是一个只有数户人家的小村，至今当地人还对那段造像史念念不忘。
藏西造像史如同其佛教发展史颇具传奇，它们共同承载着历史赋予的传承、演变、发展又被传承的使命，如同中途接力棒不可少缺。从早期吸收周边域外佛教国如克什米尔，东印度等地造像艺术，将其消化演变赋其新的本土面目，到与藏中地区等地造像艺术相互影响融合而不失自身创造性。纵观其前后发展与其独特风范气度，已然不朽卓然，且并未因其发展跌宕中断而中断，相反当年的遗留物如今分散世界各地公私馆藏，却仍鲜明显示身份，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更具有延展性作用，使藏西风格艺术成为后世一股不朽力量持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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